蘇軾的詩，蘇軾簡介及生平事跡，蘇軾詞集，蘇軾詩詞代表作

蘇軾的簡介和代表作

【作品評述】

軾（一○三七～一一○一）字子瞻，自號東坡居土，眉山人，有「東坡集」、「後集」、「續集」。他一向被推為宋代最偉大的文人，在散文、詩、詞各方面都有極高的成就。他批評吳道子的畫，曾經說過：「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從分散在他著作裡的詩文評看來，這兩句話也許可以現成的應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詩歌裡的理論和實踐。後面一句說「豪放」要耐人尋味，並非發酒瘋似的胡鬧亂嚷。前面一句算得「豪放」的定義，用蘇軾所能瞭解的話來說，就是：「從心所欲，不俞矩」；用近代術語來說，就是：自由是以規律性的認識為基礎，在藝術規律的容許之下，創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動。這正是蘇軾所一再聲明的，作文該像「行雲流水」或「泉源湧地」那樣的自在活潑，可是同時候很謹嚴的「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李白以後，古代大約沒有人趕得上蘇軾這種「豪放」。

他在風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豐富、新鮮和貼切，而且在他的詩裡還看得到宋代講究散文的人所謂「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稱道的沙士比亞式的比喻，一連串把五花八門的形象來表達一件事物的一個方面或一種狀態。這種描寫和襯托的方法彷彿是採用了舊小說裡講的「車輪戰法」，連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應接不暇，本相畢現，降伏在詩人的筆下。在中國散文家裡，蘇軾所喜歡的莊周和韓愈就都用這個手法；例如莊周的「天運」篇連用「芻狗已陳」、「舟行陸、車行水」、「猿狙衣服」、「桔槔」、「柤梨橘柚」、「醜人學西施」六個比喻來說明不合時宜這一點，韓愈的「送石處士序」連用「河決下流」、「駟馬駕輕車就熟路」、「燭照」、「數計」、「龜卜」五個比喻來表示議論和識見的明快這一點。在中國詩歌裡，「詩經」每每有這種寫法，像「國風」的「柏舟」連用鏡、石、席三個形象來跟心情參照，「小雅」的「斯干」連說「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翠斯飛」來形容建築物線條的整齊挺聳。唐代算韓愈的詩裡這類比喻最多，例如「送無本師」先有「蛟龍弄角牙」等八句四個比喻來講詩膽的潑辣，又有「蜂蟬碎錦纈」等四句四個比喻來講詩才的秀拔，或像「峋嶁山」裡「科鬥拳身薤倒披」等兩句四個比喻來講字體的奇怪。但是我們試看蘇軾的「百步洪」第一首裡寫水波沖瀉的一段：「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四句裡七種形象，錯綜利落，襯得「詩經」和韓愈的例子都呆板滯鈍了。其他像「石鼓歌」裡用六種形象來講「時得一二遺八九」，「讀孟郊詩」第一首裡用四種形象來講「佳處時一遭」，都是例證。詞裡像賀鑄「青玉案」的有名結句把「煙草」、「風絮」、「黃梅雨」三者來比「閒愁」，就是「博喻】的佳例，最突出的是嫁名謝逸的「花心動·閨情」用「風裡楊花」等九物來比好事不成（「全宋詞」六百五十二頁）。上古理論家早已著重詩歌語言的形象化，很注意比喻；在這一點上，蘇軾充分滿足了他們的要求。

蘇軾的主要毛病是在詩裡鋪排古典成語，所以批評家嫌他「用事博」、「見學矣然似絕無才」、「事障」、「如積薪」、「窒、積、蕪」、「獺祭」，而袒護他的人就讚他對「故實小說」和「街談巷語」，都能夠「入手便用，似神仙點瓦礫為黃金」。他批評過孟浩然的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這句話恰恰透露出他自己的偏向和弱點。同時，這種批評，正像李清照對秦觀的詞的批評：「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都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在那種創作風氣裡古典成語的比重。

不用說，箋注家紛紛給這種詩吸引。在北宋早有趙次公等五家注的蘇詩，南宋到清又陸續添了十多家的注本，王文誥的誇大嚕囌而絕少新見的「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在清代中葉做了些總結工作；其他像沈欽韓的「蘇詩查注補正」和張道的「蘇亭詩話」卷五都算得規模比較大的增補。最可惜的是陸游沒有肯替蘇軾的詩集作注，這跟杜甫和李白的「樽酒細論文」沒有記錄一樣，是文學史上的大憾事。

--錢鍾書<宋詩選注>

宋朝 詩人 蘇軾的簡介 補充[1]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漢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時為眉山城）人，祖籍欒城。北宋著名散文家、書畫家、詞人、詩人，是豪放詞派的代表。和父親蘇洵，弟弟蘇轍合稱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蘇。蘇軾是蘇洵的次子（蘇洵長子夭折），1057年（嘉祐二年），與弟弟蘇轍同登進士。唐宋八大家之一。《飲湖上初晴後雨》是描寫西湖的古詩中無人能超越的。

生平

蘇軾生於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於眉州眉山（今屬四川）。蘇軾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裡提到的「二十七，始發憤」的「蘇老泉」。蘇洵發奮雖晚，但用功甚勤。蘇軾晚年曾回憶幼年隨父讀書的狀況，感覺自己深受其父影響。當然，假若沒有蘇洵的發奮讀書，也就不可能使蘇軾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後的文學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虛歲二十一的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翌年，他參加了禮部的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後逢其母於汴京病故，丁憂扶喪歸里。1069年（熙寧二年）服滿還朝，仍授本職。他入朝為官之時，正是北宋開始出現政治危機的時候，繁榮的背後隱藏著危機，此時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變法。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因在新法的施行上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 「平和世界」。

蘇軾因在返京的途中見到新法對普通老百姓的損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參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認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書反對。這樣做的一個結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離京的師友一樣，不容於朝廷。於是蘇軾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從此，蘇軾終其一生都對王安石等變法派存有某種誤解。

蘇軾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滿後，被調往密州（今山東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縣令。政績顯赫，深得民心。

這樣持續了大概十年，蘇軾遇到了生平第一禍事。當時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詩句扭曲，以諷刺新法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豐二年），蘇軾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就因為作詩諷刺新法，網織「文字譭謗君相」的網羅罪名，被捕入獄，史稱「烏台詩案」。

蘇軾坐牢103天，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時期在太祖趙匡胤年間即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劫。

出獄以後，蘇軾被降職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市）團練副使（相當於現代民間的自衛隊副隊長）。這個職位相當低微，並無實權，而此時蘇軾經此一役已變得心灰意冷，蘇軾到任後，心情鬱悶，曾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遊覽，寫下了《赤壁賦》、《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千古名作，以此來寄托他謫居時的思想感情。於公餘便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豐七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於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後被批准。當他準備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聽政，以王安石為首新黨被打壓，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蘇軾復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東蓬萊）。四個月後，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個月後，升中書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為皇帝起草詔書的秘書，三品），知禮部貢舉。

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拚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後，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

他對舊黨執政後，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於是又遭誣告陷害。

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再次到闊別了十六年的杭州當太守。蘇軾在杭州修了一項重大的水利建設，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邊築了一道堤壩，也就是著名的「蘇堤」。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為政見不合，外放穎州。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執政，新黨再度執政，第二年6月，別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再次被貶至惠陽（今廣東惠州市）。1097年，蘇軾又被再貶至更遠的儋州（昌化軍，今海南）。據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後徽宗即位，調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於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於常州（今屬江蘇）。葬於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享年六十四歲，御賜謚號文忠（公）。

詩詞

蘇軾的詩現存約兩千七百餘首，其詩內容廣闊，風格多樣，而以豪放為主，筆力縱橫，窮極變幻，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為宋詩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葉燮（字星期）《原詩》說：「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於筆端。」璧電考《甌北詩話》說：「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為並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後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處亦在此。」其詩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在藝術表現方面獨具風格。少數詩篇也能反映民間疾苦，指責統治者的奢侈驕縱。詞開豪放一派，對後代很有影響。《念奴嬌·赤壁懷古》、《水調歌頭·丙辰中秋》傳誦甚廣。詩文有《東坡七集》等。蘇軾的詞現存三百四十多首，衝破了專寫男女戀情和離愁別緒的狹窄題材，具有廣闊的社會內容。蘇軾在我國詞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他將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精神，擴大到詞的領域，掃除了晚唐五代以來的傳統詞風，開創了與婉約派並立的豪放派，擴大了詞的題材，豐富了詞的意境，衝破了詩莊詞媚的界限，對詞的革新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名作有《念奴嬌》、《水調歌頭》等，開豪放詞派的先河，與辛棄疾並稱「蘇辛」。劉辰翁在《辛稼軒詞序》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

1079年7月，蘇軾在湖州任上，因烏台詩案獲罪入獄，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黃州。詩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來，蘇軾歷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績卓著。其詩詞作品在整體風格上是大漠長天揮灑自如，內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詩案之後，雖然有一段時間官至翰林學士，但其作品中卻少有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卻越來越轉向大自然、轉向人生體悟。至於晚年謫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更加顯露出來，一承黃州時期作品的風格，收斂平生心，我運物自閒，以達豁然恬淡之境。

以烏台詩案為界，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在貫穿始終的「歸去」情結背後，人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歎，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題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軾的「具體的政治憂患」，而後期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寬廣的人生憂患」，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台，吐之乃已」。其行雲流水之作引發了烏台詩案。黃州貶謫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後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注百姓疾苦； 後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後，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並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啟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並樂在其中。

第三，在風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礡、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一瀉千里；而後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益清。

就詞作而言，縱觀蘇軾的三百餘首詞作，真正屬於豪放風格的作品卻為數不多，據朱靖華先生的統計類似的作品占蘇軾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個時期創作的主流。這些作品雖然在數量上並不佔優勢，卻著實反映了那段時期蘇軾積極仕進的心態。而後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風貌，也有娛賓遣興，秀麗嫵媚的姿采。諸如詠物言情、記游寫景、懷古感舊、酬贈留別，田園風光、談禪說理，幾乎無所不包，絢爛多姿。而這一部分佔了蘇軾全詞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間大有莊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對現實的對政治的不滿、歇斯底里的狂吼、針尖麥芒的批判全部驅逐了。其題材漸廣，其風格漸趨平淡致遠。

蘇軾詞風可分三類 ：

一、 豪放風格

這是蘇軾刻意追求的理想風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帶悲涼的感情融入詞中，寫人狀物以慷慨豪邁的形象和闊大雄壯的場面取勝。

二、 曠達風格

這是最能代表蘇軾思想和性格特點的詞風，表達了詩人希望隱居、避開亂世、期待和平的願望。

三、 婉約風格

蘇軾婉約詞的數量在其詞的總數中佔有絕對多的比例，這些詞感情純正深婉，格調健康高遠，也是對傳統婉約詞的一種繼承和發展。

宋朝 詩人 蘇軾的介紹 補充[2]

【作品評述】

軾（一○三七～一一○一）字子瞻，自號東坡居土，眉山人，有「東坡集」、「後集」、「續集」。他一向被推為宋代最偉大的文人，在散文、詩、詞各方面都有極高的成就。他批評吳道子的畫，曾經說過：「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從分散在他著作裡的詩文評看來，這兩句話也許可以現成的應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詩歌裡的理論和實踐。後面一句說「豪放」要耐人尋味，並非發酒瘋似的胡鬧亂嚷。前面一句算得「豪放」的定義，用蘇軾所能瞭解的話來說，就是：「從心所欲，不俞矩」；用近代術語來說，就是：自由是以規律性的認識為基礎，在藝術規律的容許之下，創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動。這正是蘇軾所一再聲明的，作文該像「行雲流水」或「泉源湧地」那樣的自在活潑，可是同時候很謹嚴的「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李白以後，古代大約沒有人趕得上蘇軾這種「豪放」。

他在風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豐富、新鮮和貼切，而且在他的詩裡還看得到宋代講究散文的人所謂「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稱道的沙士比亞式的比喻，一連串把五花八門的形象來表達一件事物的一個方面或一種狀態。這種描寫和襯托的方法彷彿是採用了舊小說裡講的「車輪戰法」，連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應接不暇，本相畢現，降伏在詩人的筆下。在中國散文家裡，蘇軾所喜歡的莊周和韓愈就都用這個手法；例如莊周的「天運」篇連用「芻狗已陳」、「舟行陸、車行水」、「猿狙衣服」、「桔槔」、「柤梨橘柚」、「醜人學西施」六個比喻來說明不合時宜這一點，韓愈的「送石處士序」連用「河決下流」、「駟馬駕輕車就熟路」、「燭照」、「數計」、「龜卜」五個比喻來表示議論和識見的明快這一點。在中國詩歌裡，「詩經」每每有這種寫法，像「國風」的「柏舟」連用鏡、石、席三個形象來跟心情參照，「小雅」的「斯干」連說「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翠斯飛」來形容建築物線條的整齊挺聳。唐代算韓愈的詩裡這類比喻最多，例如「送無本師」先有「蛟龍弄角牙」等八句四個比喻來講詩膽的潑辣，又有「蜂蟬碎錦纈」等四句四個比喻來講詩才的秀拔，或像「峋嶁山」裡「科鬥拳身薤倒披」等兩句四個比喻來講字體的奇怪。但是我們試看蘇軾的「百步洪」第一首裡寫水波沖瀉的一段：「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四句裡七種形象，錯綜利落，襯得「詩經」和韓愈的例子都呆板滯鈍了。其他像「石鼓歌」裡用六種形象來講「時得一二遺八九」，「讀孟郊詩」第一首裡用四種形象來講「佳處時一遭」，都是例證。詞裡像賀鑄「青玉案」的有名結句把「煙草」、「風絮」、「黃梅雨」三者來比「閒愁」，就是「博喻】的佳例，最突出的是嫁名謝逸的「花心動·閨情」用「風裡楊花」等九物來比好事不成（「全宋詞」六百五十二頁）。上古理論家早已著重詩歌語言的形象化，很注意比喻；在這一點上，蘇軾充分滿足了他們的要求。

蘇軾的主要毛病是在詩裡鋪排古典成語，所以批評家嫌他「用事博」、「見學矣然似絕無才」、「事障」、「如積薪」、「窒、積、蕪」、「獺祭」，而袒護他的人就讚他對「故實小說」和「街談巷語」，都能夠「入手便用，似神仙點瓦礫為黃金」。他批評過孟浩然的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這句話恰恰透露出他自己的偏向和弱點。同時，這種批評，正像李清照對秦觀的詞的批評：「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都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在那種創作風氣裡古典成語的比重。

不用說，箋注家紛紛給這種詩吸引。在北宋早有趙次公等五家注的蘇詩，南宋到清又陸續添了十多家的注本，王文誥的誇大嚕囌而絕少新見的「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在清代中葉做了些總結工作；其他像沈欽韓的「蘇詩查注補正」和張道的「蘇亭詩話」卷五都算得規模比較大的增補。最可惜的是陸游沒有肯替蘇軾的詩集作注，這跟杜甫和李白的「樽酒細論文」沒有記錄一樣，是文學史上的大憾事。

--錢鍾書<宋詩選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