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詩，王安石簡介及生平事跡，王安石詞集，王安石詩詞代表作

王安石的簡介和代表作

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臨川人，有「臨川文集」。他在政治上的新措施引起同時和後世許多人的敵視，但是這些人也不能不推重他在文學上的造就，尤其是他的詩，例如先後註釋他詩集的兩個人就是很不贊成他的人。他比歐陽修淵博，更講究修詞的技巧，因此儘管他自己的作品大部分內容充實，把鋒芒犀利的語言時常斬截干跪得不留餘地、沒有回味的表達了新穎的意思，而後來宋詩的形式主義卻也是他培養了根芽。他的詩往往是搬弄詞彙和典故的遊戲、測驗學問的考題；借典故來講當前的情事，把不經見而有出處的或者看來新鮮亂其實古舊的詞藻來代替常用的語言。典故詞藻的來頭愈大，例如出於「六經」、「四史」，或者出處愈僻，例如來自佛典、道書，就愈見工夫。有時他還用些通俗的話作為點綴，恰像大觀園裡要來一個泥牆土井、有「田舍家風」的稻香村，例如最早把「錦上添花」這個「俚語」用進去的一首詩可能是他的「即事」。

把古典成語鋪張排比雖然不是中兩舊詩先天不足而帶來的胎裡病，但是從它的歷史看來，可以說是它後天失調而經常發作的老毛玻六朝時，蕭子顯在「南齋書」卷五十二「文學傳論」裡已經不很滿意詩歌「緝事比類……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鍾嶸在「詩品」裡更反對「補假」「經史」「故實」，換句話說，反對把當時駢文裡「事對」、「事類」的方法應用到詩歌裡去；唐代的韓愈無意中為這種作詩方法立下了一個簡明的公式：「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也許古代詩人不得不用這種方法，把記誦的豐富來補救和掩飾詩情詩意的貧乏，或者把濃厚的「書卷氣」作為應付政治和社會勢力的煙冪。第一，從六朝到清代這個長時期裡，詩歌愈來愈變成社交的必需品，賀喜弔喪，迎來送往，都用得著，所謂「牽率應酬」。應酬的對象非常多，作者的品質愈低，他應酬的範圍愈廣，該有點真情實話可說的題目都是他把五七言來寫「八股」、講些客套虛文的機會。他可以從朝上的皇帝一直應酬到家裡的妻子──試看一部分「贈內」、「悼亡」的詩；從同時人一直應酬到古人──試看許多「懷古」、「弔古」的詩；從傍人一直應酬到自己──試看不少「生日感懷」、「自題小像」的詩，從人一直應酬到物──例如中秋玩月、重陽賞菊、登泰山、游西湖之類都是「儒林外史」裡趙雪齊所謂「不可無詩」的。就是一位大詩人也未必有那許多真實的情感和新鮮的思想來滿足「應制」、「應教」、「應酬」、「應景」的需要，於是不得不像「文心雕龍」「情采」篇所謂「為文而造情」，甚至以「文」代「情」，偷懶取巧，羅列些古典成語來敷衍搪塞。為皇帝做詩少不得找出周文王、漢武帝的軼事，為菊花做詩免不了扯進陶潛、司空圖的名句。第二，在舊社會裡，政治的壓迫和禮教的束縛剝奪了詩人把某些思想和情感坦白抒寫的自由。譬如他對國事朝局的憤慨、在戀愛生活裡的感受，常常得指桑罵槐或者移花接木，繞了個彎，借古典來傳述；明明是時事，偏說「詠史」，明明是新愁，偏說「古意」，甚至還利用「香草美人」的傳統，借「古意」的形式來起「詠史」的作用，更害得讀者猜測個不休。當然，碰到緊急關頭，這種煙冪未必有多少用處。統治者要興文字獄的時候，總會根據無火不會冒煙的常識，向詩人追究到底，例如在「烏台詩案」裡，法官逼得蘇軾把「引證經傳」的字句交代出來。除掉這兩個社會原因，還有藝術上的原因；詩人要使語言有色澤、增添深度、富於暗示力，好去引得讀者對詩的內容作更多的尋味，就用些古典成語，彷彿屋子裡安放些曲屏小几，陳設些古玩書畫。不過，對一切點綴品的愛好都很容易弄到反客為主，好好一個家陳列得像古董鋪子兼寄售商店，好好一首詩變成「垛疊死人」或「牽絆死屍」。

北宋初的西昆體就是主要靠「撏撦」──鍾嶸所謂「補假」──來寫詩的。然而從北宋詩歌的整個發展看來，西昆體不過像一薄層、一小圈的油花，浮在水面上，沒有在水裡滲入得透，溶解得勻；它只有極局限、極短促的影響，立刻給大家瞧不起，並且它「撏撦」的古典成語的範圍跟它歌永的事物的範圍同樣的狹校王安石的詩無論在聲譽上、在內容上、或在詞句的來源上都比西昆體廣大得多。痛罵他禍國殃民的人都得承認他「博聞」、「博極群書」；他在辯論的時候，也破口罵人：「君輩坐不讀書耳１又說自己：「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所以他寫到各種事物，只要他想「以故事記實事」──蕭子顯所謂「借古語申今情」，他都辦得到。他還有他的理論，所謂「用事」不是「編事」，「須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這也許正是唐代皎然所說「用事不直」，的確就是後來楊萬里所稱讚黃庭堅的「妙法」，「備用古人語而不用其意」。後面選的「書湖陰先生壁」裡把兩個人事上的古典成語來描寫青山綠水的姿態，可以作為「借事發明」的例證。這種把古典來「挪用」，比了那種捧住了類書，說到山水就一味搬弄山水的古典，誠然是心眼兒活得多，手段高明得多，可是總不免把借債來代替生產。結果是跟讀者捉迷藏，也替箋注家拉買賣。流傳下來的、宋代就有注本的宋人詩集從王安石集數起，並非偶然。李壁的「王荊文公詩箋注」不夠精確，也沒有辨別誤收的作品，清代沈欽韓的「補注」並未充分糾正這些缺點。

--錢鍾書<宋詩選注>

宋朝 詩人 王安石的簡介 補充[1]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臨川）人。王安石既是一位大政治家，又是一位大文學家。列寧曾稱他為「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他工散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亦工詩，成就更在散文之上。其詞風格獨特，洗淨五代鉛華，開啟豪放派的先聲。有輯本《臨川先生歌曲》。

簡介

王安石(北宋時期)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說理與修辭，善於用典故，風格遒（qiu）勁有力，警辟精絕，也有情韻深婉的作品。 著有《臨川先生文集》。現存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歷二年（1042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鍾山，謚號「文」，又稱王文公。其政治變法對北宋後期社會經濟具有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並稱「唐宋八大家」。

生平

王安石出身地方官家庭,自幼聰穎，讀書過目不忘。從小隨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會閱歷，開闊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艱辛，對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認識，青年時期便立下了「矯世變俗」之志。慶歷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進士，授淮南節度判官。1058年（嘉祐三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他到了京城開封，上萬言書。他指出，法度必須改革，以求其能「合於當世之變」。他認為變法的先決條件是培養人才，因此他主張廢除科舉制度，官吏應從基層（「鄉黨」）選拔。

年調任鄞縣（今浙江寧波），為人正直，執法嚴明，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組織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農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黃不接時，將官庫中的儲糧低息貸給農戶，解決百姓度荒困難。

皇祐三年（1051年），任舒州通判，頗有政績。宰相文彥博推薦他為群牧判官，出任常州知州、江東刑獄提典。嘉祐三年（1058年）任度支判官時，向宋仁宗上萬言書，對官制、科舉以及奢靡無節的頹敗風氣作了深刻的揭露，請求改革政治，加強邊防，提出了「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原則，但並未引起朝廷的重視。不久朝廷任命他入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他不願任此閒職，固辭不就，遂改任知制誥，替皇帝起草詔令文告，糾察在京刑獄，因言忤旨意，難以在朝為官，於八年（1063年）八月以母病為由辭官回江寧守喪。英宗即位後（1063年—1066年），屢召王安石赴京，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懇辭入朝。

1067年神宗繼位，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對」，即上書主張變法。次年任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三司制置條例司，物色了一批擁護變法的官員參與制訂新法。

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同時，改革科舉制度，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對農民的剝削，促進了農田水利事業的發展，國家財政狀況有所改善，軍事力量也得到加強。王安石被列寧稱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毛澤東也稱讚「王安石最可貴之處在於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人言不足恤」並不是由王安石等變法派人士提出來的，而是反對派對變法派的污蔑之詞，原文類似的有三句「天命不足畏，眾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王安石聽到這句話之後深覺其符合自己的變法主旨，遂大加宣揚。）變法使朝廷壟斷了商品貿易，不僅是官僚、大地主、還有小商人的利益均遭侵犯，社會原有秩序遭到破壞，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對，特別是曹太后、高太后的頑固阻梗。加上在實施過程中過分求大求快，許多官吏藉機敲詐盤剝，使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而上書直諫變法危害的賢良才能大臣均遭王安石罷黜或貶官或流放，導致稅吏越發恣意妄為、膽大包天，此種情況愈演愈烈，實際效果與主觀設想相差甚遠。王安石處於「眾疑群謗」之中，宋神宗迫於皇親貴戚和反對新法大臣的壓力，於1074年四月罷去王安石相位，再任江寧知府。次年雖又起用為相，但因新法派內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撥離間，王安石實際上難有作為，至熙寧九年十月再次罷相，出任江南簽判，次年隱退江寧，過著閒居生活。

1085年，哲宗即位，年僅十歲，由太皇太后高氏臨朝聽政，啟用反對變法的司馬光為相，在蘇軾的幾番上奏下，廢除了大多數為害甚巨的新法。王安石在憂憤和遺恨中於翌年四月去世，葬於江寧半山園。王安石晚年封荊國公，世稱王荊公、王文公、臨川先生。死後被追封為 「太傅」；紹聖年間，賜謚號為 「文」，配享神宗的廟庭；徽宗時，又配享文宣王廟。而欽宗時，皇帝下詔停止他文宣王廟配享。高宗採納趙鼎、呂聰的意見，削去了其 「舒王」的封號。

王安石執政之所以能敢作敢為，矢志改革，是受其進步的哲學思想支配，他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發展變化的規律，從而樹立了「天命不足畏，眾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的大無畏精神。這些進步思想在他的文學作品中也閃爍著奪目的光彩。其散文長於說理，言簡意深，筆力雄健，見識超群；詩詞則遒勁清新，豪氣縱橫，對宋初形式主義的文風是有力的衝擊，對豪放派詩詞有直接影響。其著作極為豐富，?存世的有《臨川集》、《臨川集拾遺》、《三經新義》（殘卷）、《唐宋百家詩選》、《詩義鉤沉》等。

王安石從小在外，為官四處奔波，但對家鄉有著一股摯情，幾次回鄉探親，對家鄉的親朋好友，名勝古跡，寫了許多詩文、書信、墓誌，表達了他熱愛家鄉的思想感情。家鄉人民也對他有著深深的景仰和懷念。許多地名都是為紀念他而取的，家鄉學者著書撰文，為王安石辯誣：南宋金溪陸九淵在《荊公祠堂祀》中盛讚其人品高尚，貶斥了王安石的政敵；清代金溪蔡上翔，窮畢生精力撰寫《王荊公年譜考略》，以辯宋史之誣。

文學成就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繫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所作多為有關政令教化、適於世用之文。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於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臨川先生文集》等。他所著的<<傷仲永>>在初一課本有收錄。

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論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駕馭語言的能力非常強，其言簡練明快，卻無害於筆力雄健。其文以折為峭而渾灝流轉，詞簡而意無不到。《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並闡釋宋初百餘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新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馬諫議書》，以數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後》、《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遊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即使抽像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佈局靈活並又曲折多變。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罷相（1076年左右）劃界而分為前、後期，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別。「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後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於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出了不平之聲。《感事》、《兼併》、《省兵》等，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併土地對於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備受統治者迫、害壓搾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王安石後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作上的變化。他流連、陶醉於山水田園中，題材內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一種閒恬的情趣。但藝術表現上卻臻於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後山詩話》載黃魯直語）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緻，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從詩體說來，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議論，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著情感和豐富的想像。律詩則用字工穩，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於過多的雕刻。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後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王荊公體」的特點是：重煉意，又重修辭。在用事、造語、煉字等方面煞費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載體是其晚期雅麗精絕的絕句。其長處是下字工，用事切，對偶精；其短處在於作詩主意求工，主意之過流為議論，好求工而傷與巧；故「王荊公體」有深婉不迫處，也有生硬奇崛處。這既體現了宋詩風貌的部分特徵，又有向唐詩復歸的傾向，可謂既有唐音，又有宋調，對宋詩的發展影響較大。

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餘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鬱，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後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裡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餘風作出了貢獻。但是，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乾枯，但也不失大家風範，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顆明星。

宋朝 詩人 王安石的介紹 補充[2]

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臨川人，有「臨川文集」。他在政治上的新措施引起同時和後世許多人的敵視，但是這些人也不能不推重他在文學上的造就，尤其是他的詩，例如先後註釋他詩集的兩個人就是很不贊成他的人。他比歐陽修淵博，更講究修詞的技巧，因此儘管他自己的作品大部分內容充實，把鋒芒犀利的語言時常斬截干跪得不留餘地、沒有回味的表達了新穎的意思，而後來宋詩的形式主義卻也是他培養了根芽。他的詩往往是搬弄詞彙和典故的遊戲、測驗學問的考題；借典故來講當前的情事，把不經見而有出處的或者看來新鮮亂其實古舊的詞藻來代替常用的語言。典故詞藻的來頭愈大，例如出於「六經」、「四史」，或者出處愈僻，例如來自佛典、道書，就愈見工夫。有時他還用些通俗的話作為點綴，恰像大觀園裡要來一個泥牆土井、有「田舍家風」的稻香村，例如最早把「錦上添花」這個「俚語」用進去的一首詩可能是他的「即事」。

把古典成語鋪張排比雖然不是中兩舊詩先天不足而帶來的胎裡病，但是從它的歷史看來，可以說是它後天失調而經常發作的老毛玻六朝時，蕭子顯在「南齋書」卷五十二「文學傳論」裡已經不很滿意詩歌「緝事比類……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鍾嶸在「詩品」裡更反對「補假」「經史」「故實」，換句話說，反對把當時駢文裡「事對」、「事類」的方法應用到詩歌裡去；唐代的韓愈無意中為這種作詩方法立下了一個簡明的公式：「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也許古代詩人不得不用這種方法，把記誦的豐富來補救和掩飾詩情詩意的貧乏，或者把濃厚的「書卷氣」作為應付政治和社會勢力的煙冪。第一，從六朝到清代這個長時期裡，詩歌愈來愈變成社交的必需品，賀喜弔喪，迎來送往，都用得著，所謂「牽率應酬」。應酬的對象非常多，作者的品質愈低，他應酬的範圍愈廣，該有點真情實話可說的題目都是他把五七言來寫「八股」、講些客套虛文的機會。他可以從朝上的皇帝一直應酬到家裡的妻子──試看一部分「贈內」、「悼亡」的詩；從同時人一直應酬到古人──試看許多「懷古」、「弔古」的詩；從傍人一直應酬到自己──試看不少「生日感懷」、「自題小像」的詩，從人一直應酬到物──例如中秋玩月、重陽賞菊、登泰山、游西湖之類都是「儒林外史」裡趙雪齊所謂「不可無詩」的。就是一位大詩人也未必有那許多真實的情感和新鮮的思想來滿足「應制」、「應教」、「應酬」、「應景」的需要，於是不得不像「文心雕龍」「情采」篇所謂「為文而造情」，甚至以「文」代「情」，偷懶取巧，羅列些古典成語來敷衍搪塞。為皇帝做詩少不得找出周文王、漢武帝的軼事，為菊花做詩免不了扯進陶潛、司空圖的名句。第二，在舊社會裡，政治的壓迫和禮教的束縛剝奪了詩人把某些思想和情感坦白抒寫的自由。譬如他對國事朝局的憤慨、在戀愛生活裡的感受，常常得指桑罵槐或者移花接木，繞了個彎，借古典來傳述；明明是時事，偏說「詠史」，明明是新愁，偏說「古意」，甚至還利用「香草美人」的傳統，借「古意」的形式來起「詠史」的作用，更害得讀者猜測個不休。當然，碰到緊急關頭，這種煙冪未必有多少用處。統治者要興文字獄的時候，總會根據無火不會冒煙的常識，向詩人追究到底，例如在「烏台詩案」裡，法官逼得蘇軾把「引證經傳」的字句交代出來。除掉這兩個社會原因，還有藝術上的原因；詩人要使語言有色澤、增添深度、富於暗示力，好去引得讀者對詩的內容作更多的尋味，就用些古典成語，彷彿屋子裡安放些曲屏小几，陳設些古玩書畫。不過，對一切點綴品的愛好都很容易弄到反客為主，好好一個家陳列得像古董鋪子兼寄售商店，好好一首詩變成「垛疊死人」或「牽絆死屍」。

北宋初的西昆體就是主要靠「撏撦」──鍾嶸所謂「補假」──來寫詩的。然而從北宋詩歌的整個發展看來，西昆體不過像一薄層、一小圈的油花，浮在水面上，沒有在水裡滲入得透，溶解得勻；它只有極局限、極短促的影響，立刻給大家瞧不起，並且它「撏撦」的古典成語的範圍跟它歌永的事物的範圍同樣的狹校王安石的詩無論在聲譽上、在內容上、或在詞句的來源上都比西昆體廣大得多。痛罵他禍國殃民的人都得承認他「博聞」、「博極群書」；他在辯論的時候，也破口罵人：「君輩坐不讀書耳１又說自己：「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所以他寫到各種事物，只要他想「以故事記實事」──蕭子顯所謂「借古語申今情」，他都辦得到。他還有他的理論，所謂「用事」不是「編事」，「須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這也許正是唐代皎然所說「用事不直」，的確就是後來楊萬里所稱讚黃庭堅的「妙法」，「備用古人語而不用其意」。後面選的「書湖陰先生壁」裡把兩個人事上的古典成語來描寫青山綠水的姿態，可以作為「借事發明」的例證。這種把古典來「挪用」，比了那種捧住了類書，說到山水就一味搬弄山水的古典，誠然是心眼兒活得多，手段高明得多，可是總不免把借債來代替生產。結果是跟讀者捉迷藏，也替箋注家拉買賣。流傳下來的、宋代就有注本的宋人詩集從王安石集數起，並非偶然。李壁的「王荊文公詩箋注」不夠精確，也沒有辨別誤收的作品，清代沈欽韓的「補注」並未充分糾正這些缺點。

--錢鍾書<宋詩選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