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隆中、桑柘倚斜陽，禾黍戰悲風《八聲甘州 讀諸葛武侯傳》王質

《八聲甘州 讀諸葛武侯傳》

【原文】

過隆中、桑柘倚斜陽，禾黍戰悲風。世若無徐庶，更無龐統，沈了英雄。本計東荊西益，觀變取奇功。轉盡青天粟，無路能通。他日雜耕渭上，忽一星飛墜，萬事成空。使一曹三馬，雲雨動蛟龍。看璀璨、出師一表，照乾坤、牛鬥氣常沖。千年後，錦城相吊，遇草堂翁。

《八聲甘州 讀諸葛武侯傳》註釋

【註釋】：

王質其人精通經史，曾著《樸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之事。此詞是他讀《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後的感受，不妨看作以文學作品形式寫成的一篇《樸論》。

《八聲甘州》起處通常為八言、五言兩句，至五言句末以葉韻註腳。本篇有所突破 ，破為「三、五、五」三句，且於三言句添葉一韻。「隆中」在襄陽（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 ，諸葛亮曾隱居於此 。見《三國誌》本傳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

詞人家在興國（今湖北陽新一帶），可能曾有過過隆中而造訪諸葛亮故里的經歷 。「桑柘」二句對仗，寫哲人已杳，但見桑柘偎倚在斜陽裡，禾黍顫粟於秋風中。夕陽西下的一日之暮，秋風悲鳴的一歲之暮。由於本篇所寫的乃是一位繼志以歿的英雄，故開局便以這日暮、歲暮之時的蕭瑟景象起篇，渲染悲劇氣氛。

過英雄故里，人雖不可得而見，其事跡則彪炳於史冊。故以下即切入正題，追尋斯人一生之出處大節。

「世若」三句，先敘諸葛亮得以登上歷史舞台的契機，言當世若無徐庶輩相為汲引，諸葛亮難免會被埋沒。「本計」四句，則高度概括諸葛亮一生的政治、軍事活動 ，自「隆中對策」一直寫到「六出祁山」。

傳載劉備親訪諸葛亮，請其出山時，曾詢以天下大計，亮對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可與其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 ，國險民附，賢能為用，可以之為援而不可圖。惟有奪取荊、益二州，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等少族，外結好於孫權，內修齊於政治。如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率荊州之軍直指宛（今河南南陽）、洛（今洛陽），將軍（謂劉備）親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 ，庶幾霸業可成，漢室可興。

「 東荊西益，觀變取奇功」，這便是諸葛亮初步戰略計劃 。「赤壁大戰」後，劉備得到了荊州；繼而又揮師入川，從劉璋手裡奪取了益州之地，實現了諸葛亮戰略設想的前半部分，形勢一度對蜀漢十分有利。可惜由於荊州方面軍的統帥關羽在外交和軍事上一系列的失誤，荊州被孫權襲取，致使北伐的通道只剩下川、陝一路；而「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李白《蜀道》），軍糧轉運不及 ，故劉備死後，諸葛亮屢出祁山伐魏，都勞而無功 。「轉盡青天粟 ，無路能通。，這種局面實為諸葛亮無助之力。此二句是對上二句的轉折，行文中省略了「孰知」二字，亦屬我們在賞析賀鑄《伴雲來》一詞時所介紹過的「 關照省略」，應對照上文「本計」二字自行補出。

換頭三句，寫諸葛亮之死。此處打破了傳統的過片成法，文義緊接上片，使前後闋粘合為一。因「轉粟難通」，乃有「 雜耕渭上」之舉。蜀漢後主建興十二年（234）春 ，諸葛亮的最後一次北伐，據武功五丈原（今陝西岐山縣南）與魏將司馬懿對壘。魏軍堅壁不出，亮即分兵屯田於渭水之濱，和當地居民雜處而耕，作為久駐之計。鑒於他在軍事實踐中摸索出了這一系列切實可行的作法。北伐開始有了成功的希望。

遺憾的是，「將軍一去，大樹飄零」 （庾信《哀江南賦》），同年秋，諸葛亮不幸病死於軍中，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以下二句，繼而敘述諸葛亮之死後造成的直接歷史後果 。「一曹三馬」，「曹」當作「槽」。《晉書·宣帝紀》載曹操夢三馬同食一槽。自魏齊王曹芳，司馬懿與二子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執掌魏國軍政大權，誅殺異已 ，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馬炎時，竟篡魏自立，改國號為「 晉」。曹操之夢，果然應驗。此事雖荒誕不經，但後世屢用為故實。二句謂諸葛亮一死，再也無人能夠掃平曹魏，復興漢室，而使司馬氏集團如蛟龍之逢雲雨，順順當當地發展壯大，滅蜀、篡魏、平吳，建立了統一的晉王朝。

然而儘管斯人「出師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詩），英雄卻未可以成敗作論。建興五年 ，諸葛亮率諸軍北駐漢中，將出師北伐，臨行曾上疏劉禪，反覆勸勉他繼承先主遺志，親賢臣，遠小人，並陳述自己對蜀漢的忠誠及北取中原、復興漢室的決心。這就是氣沖牛斗、光照乾坤的《出師表》寫得忠愛剴切，歷來為愛國的志士仁人所推崇。斯人也，有斯文在，可以不朽矣 ！「看璀璨」二句，命意在此。最後，即於千百萬敬仰諸葛亮的志士仁人中拈出一位傑出的代表——杜甫 ，結束全篇。「安史之亂」爆發後，杜甫曾於唐肅宗上元元年（760）避難入蜀 ，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營構草堂 ，前後居住長達三年之久 ，故以「草堂翁」命名。他游成都武侯廟時，飽蘸濃墨，滿懷激情地寫下了吊諸葛亮的著名詩篇《蜀相 》。千古名相，又得千古詩聖為作此千古絕唱，九泉之下，亦當含笑了。

本篇在宋詞中雖然算不得上乘之作，且將諸葛亮與劉備的相遇歸結為純粹的歷史偶然性（全靠徐庶等推薦），並過分誇大其「 一身繫天下安危」的歷史作用（設想如天假斯人以永年，司馬氏集團便不得崛起），猶未能擺脫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所無法擺脫的歷史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但詞筆一絲不苟 ，敘事井井有序，剪裁史料能做到披沙揀金，提綱挈領，要言不煩，理性的思考與感情的揮發互為理志，抽像的議論與形象的描繪交相輝映，仍不失為一篇傑作。尤其值得稱道者，以自己秋日過隆中造訪臥龍故里起光，以杜甫春日在成都憑弔侯祠堂作結，時代一宋一唐，季節或秋或春，地點在襄在蜀，人物為已為杜，不無差異，但緬懷諸葛亮其人其事則一也，緬懷其人其事時之心情則一也，首尾呼應，一脈相通。古人傳說，江南茅山有洞穴潛行地下，可直達嶺南羅浮山，借用來比喻王質此詞，不是很貼切麼？

南宋人吟詩賦詞，屢詠及諸葛亮。如陸游《書憤》詩 ：「《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程珌《水調歌頭·登甘露寺多景樓望淮有感》 ：「三拊當時頑石 ，喚醒隆中一老，細與酌芳尊。」皆是。蓋因當時小朝廷苟且偏安，不思北伐以收復為金人所佔領的中原失地，遂使愛國的詩人詞人常常懷念這位歷史上的北伐英雄。對諸葛亮的歌頌本身就是對南宋統治集團中那些「忘了中原」的人的一種鞭撻。